永怀我的好兄弟、作家朱述新 樊发稼
永怀我的好兄弟、作家朱述新樊发稼
我的好兄弟、作家、我党优秀新闻出版工作者朱述新同志永远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天了。十天来，我一直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
人的相识相知，有时好像完全偶然。记得是1977年一个秋日的傍晚，在诗人聪聪“引见”下，我和述新第一次在他办公室相见，真是一见如故！
谁给述新做了好事、帮了他的忙，他会感激一辈子。述新的第一本书是聪聪帮他出的（聪聪时任河北人民出版社诗歌编辑），所以对聪聪印象特佳，在人前老夸“小郄”（聪聪本名郄聪魏）如何如何好。聪聪调京工作后一度经济拮据，跑来向我借钱，同时他也求助于述新­——我和述新首次见面相识就缘于此。
述新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从小聪慧好学。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张家口日报》文艺编辑和《长城》杂志主编、新华社北京分社主任记者、北京出版社党组书记兼社长、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日报社原党组书记兼社长、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作家，他创作完全是业余的，主要从事诗歌、散文诗和散文写作，也写报告文学、杂文、旧体诗词等。报告文学《妈妈》获1984年北京庆祝国庆35周年征文奖。另著有儿童叙事诗集《火红的山丹》（与杜志民合集）、长篇儿童诗《三个小羊倌》、儿童散文集《我的“表妹”》、《追求集》、童话诗《青蛙合唱队》以及作品集《我们的团长》、《巴山翠竹》、《格玛》、《走马川》等等。他服从组织决定，后来走上仕途，官越做越大，但无论在何种岗位、做什么工作，他的本色是豪情满怀、无比热爱孩子的真情诗人。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位时刻牵挂着祖国下一代成长的有责任心的儿童文学作家。——我想正是这个，数十年始终不渝将我们的两个人的心，牢牢地连在一起、紧紧地贴在一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述新经常以新华社记者和诗人、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和我多次联袂参加在烟台、济南、石家庄等地召开的全国性的新诗和儿童文学会议。会前会后，我们常常形影不离，促膝畅谈，友谊日笃。那年开会住在石家庄一家宾馆，述新在深夜长谈后动情地录写鲁迅当年赠瞿秋白的联句郑重送给我：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敬赠发稼兄
述新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大约1982、1983年之际，述新对创作散文诗突然发生浓厚兴趣，三两天就会写出一组，写好立即寄我要求“修改”。凡我认为较好者，往往连夜抄录誊清后代他投寄报刊编辑部，随后这些散文诗不断被发表出来。述新发表于1984年2月22日上海《少年报》的散文诗《在花的草原上》（四章），就是我帮他修改、誊写后投寄给时任《少年报》副总编的诗友张秋生同志的（总标题也是我代他拟写的）。后来这组散文诗荣获1985年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即“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关于这件事，我的挚友、我国著名童话家、《神笔马良》作者洪汛涛先生曾于1985年8月5日在致我的信上说：“朱述新的诗作，是您推荐的，您有眼力。朱述新对儿童文学是有贡献的。上次评奖消息是他发的。”（发稼按：洪汛涛说的“诗作”就是指朱述新的“园丁奖”获奖作品《在花的草原上》，汛涛是那届“园丁奖”评委会负责人。汛涛所说“上次评奖”是指1980年由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共青团中央、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全国科协、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出版局等中央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汛涛是那次全国评奖的评委兼评奖办公室主任。当年新华社发布的这次评奖揭晓的消息通稿，是由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的朱述新采写。洪汛涛致我信见拙集《回眸与思考》页426—427，希望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述新小我九岁，文学创作起步略晚于我。我看过他早期一些作品，并从后来与他交往中，尤其是我立志献身于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后，我深感他有一颗珍贵的童心，极为关心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他本人又有较高文学天分，所以我曾竭力怂恿和鼓励他多写儿童文学作品。所以他在2006年9月4日给我的信上说：“我的不多的儿童文学创作，大抵是由你催生出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不仅写了很多儿童文学佳作（主要是诗和散文），而且还积极参加过不少重要儿童文学会议和活动，结识了很多儿童文学界的朋友。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由于组织上发现他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便委以重任，担任了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重要职务，他和儿童文学渐渐疏离，直至基本不再写作儿童文学作品；即使如此，他仍经常关心儿童文学的发展，对一些有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弃文“下海”或转搞影视等非儿童文学工作深表惋惜之情。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二十多年前那次“风波”中，几位年轻一些的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于某种庄严的责任，说过一些不合“规矩”的话或有过某些“偏激”的行为，因而陷于高危境地，极为爱英惜才的述新利用他当新华社记者时认识的高级党政领导，通过他紧急做工作和求助，终于及时化解了极可能为那几位作家带来不堪设想严重后果的“危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假若没有述新的倾力救护，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版图上的几座重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悄悄消失！据我所知，那几位我极为钦敬、深受广大小读者喜爱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多数至今对当年述新的巨大救助浑然不觉。
1989年7月初，前辈作家金近同志突患重病急送北京一家知名医院，享受高干待遇的他开始竟被安排“住”在住院部走廊的一张简易移动小床上。我闻讯立即前往医院，在住院处办理探望手续时竟查不出“金近”的名字，只被告知有个叫“金迈”的的病人刚刚入住，我从患者年龄和住院时间判断，这“金迈”肯定就是金近……我把金近的“住院情况”电告述新，述新震惊之余心疼不已，马上打电话给卫生部崔部长，说“金近同志是我们的国宝啊，恳请部长立即过问一下！”这样，金近才得以很快转入正式病房……
2011年8月16日深夜 (待续)
述新对于朋友的真挚情谊，令人极为感动。他有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心肠。谁遇到困难，只要求到他，他必定毫不犹疑挺身而出全力以赴至情相助。受惠于述新这种无私帮助的朋友可谓不计其数。有一年，山东一位颇有才气的诗友遭难来京找到述新，述新立即打电话把我召去他家吃饭、急商办法，最终那位朋友极为满意地返回鲁省。2006年9月7日我在致述新一封信上说：“余生也晚，阅人者多矣。如兄之正气、仗义、挚诚、重情者，寡也！为了朋友，牵肠挂肚，乃至两肋插刀；睥睨小人，疾恶如仇，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兄一条真汉子也！”“长期以来，弟耽于冗繁之杂事、琐事，又念兄忙于公务，遂屡消登门打扰、请安之想，然兄之健康（发稼按：是时述新已患结肠癌）乃至行止，无一日不在弟念惦之中！时忆欢畅聚会，难忘眷眷之情；愧救子大恩之无以报，今生今世，看来也只能如此矣！”所言均出自我的肺腑。他对我的“救子之恩”，简言之是这样：2001年2、3月间，我的小儿子在街头义务献血不久，突遇意外，生命垂危！过了几天后情况仍无好的转机，我便向述新求救。他听了我的诉说，首先大声怪我，“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该不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在他动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努力下，终于平安度过了难关，令我全家感激万分！事后我和老伴一起去他家表示感谢，临别时我们悄悄留下一笔“谢仪”，他发现后于第二天一早就让夫人银妮将钱原封不动送回我家，他在电话里严厉斥责我“太不像话了”，说道：“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啊，我费点劲出点力，是完全应该的！”
说来有意思，我和述新一下成为“莫逆”，也源于一次彻夜长谈。八十年代初有一次他到“新大都饭店”采访一个会议。‘新大都’离我家极近，会后他便来找我聊天，聊着聊着，他竟倾诉起他被大学谈了4年恋爱的女友（一位知名作家的女儿）突然抛弃的事，简直“字字血、声声泪”，几乎谈了一个通宵……他前女友的父亲在文革中去世，他作为女友家的“大男子汉”主持了丧事。后来女友事先毫无迹象地突然离他而去，给他心灵的伤害简直难以言表！即使如此，他还对我总说“我不怪她，只怪没有缘分”，还一再称赞他的前女友如何有才（她是位摄影“名记”，与述新分手后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全国晚报摄影学会会长、北京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在述新逝世后的第六天，我在致好友、我国著名童话家孙幼军的信上说：“我的好朋友朱述新罹患癌症于8月6日病故，我前几天已向你沉痛通报过了。他的早逝，令我悲伤痛苦不已！他是我一个无话不谈的贴心知友，只是因为后来他官做大了、忙于公务，我不便老去打搅他，于是来往就少了。那年你成为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候选人，他当时是新华社北京分社文教组头头，我求他设法让新华总社发通稿（消息），他不遗余力，热心支持。他具体让我找新华总社某某某，话怎么说他都有具体叮嘱。总社那位同志因我是述新介绍的，也很热情，满口答应帮忙，只是说他做不了主，要请示上头。最后未办成是上面领导说若最后评上一定报道……。述新得知后大为不满，但也很无奈……”。
这里不能不提到令人感慨万端的“《废都》事件”。《废都》成为朱述新仕途、“命运”的一个转折点。2009年8月中旬，我写过一篇《<废都>解禁之反思》，没公开发表过，不妨详摘如下：
《废都》，国人庶几无有不晓者：作家贾平凹之长篇小说也。这部惟妙惟肖反应社会现实生活、抨击时人时弊的作品，先是在北京《十月》杂志上发表，接着于1993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发稼注：“十月文艺”是北京出版社旗下的“子社”，述新时任北京出版社一把手）正式出版单行本，初印50万册很快售罄。在它问世之初，可谓好评如潮，许多知名评论家都著文参与肯定和赞赏的行列。我所在的文学研究机构的多数评论专家，都看好这部作品，钦佩于平凹的敏锐、胆识和才情，当年刚逾花甲之年的知名红学家、作家、我的同事蒋和森在回答一位同事征询对《废都》的看法时，用毛笔写下一个纸条：“不愧当代《金瓶梅》也！”然而，就像是大自然气候骤变，大晴天突然乌云滚滚，暴雨来袭，刚刚还是人们传诵的佳作，一下变成“毒草”遭禁（罪名是“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被打入冷宫。
据说《废都》出版后，有关部门曾收到许多批评的“人民来信”。出版该书的北京出版社社长、我的好友、作家朱述新，很快被电召至中宣部，据他讲，龚心瀚副部长像一头气急败坏的怒狮，在办公室里怒不可遏地来回走着，对朱大吼：“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出这样毒害青少年的坏书？……”述新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老子训斥儿子的架势，脸色铁青，愤而对曰：“倘若我犯了错误，你怎么处分我都可以。但在党内，我们是平等的，你不可以如此气势汹汹！”
罚单很快开下来了：《废都》的赢利全部没收，另罚款80万元（这是述新告我的数字，现媒体说是100万元）；《十月》主编谢大钧他调，副主编、《废都》责编田珍颖“提前退休”；而述新社长本人，虽由于上头有人保护，才幸免更严厉的“处分”。他是一个有血性的山东汉子，在中宣部顶撞龚副部长后不久，于是年（1993年）10月13日在我引领下，专程去找我的另一位好友——刚刚从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副省长任上调来北京就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于友先同志，向他悲愤地一吐困惑和苦衷。当时友先由于刚到任，尚住在招待所，我们傍晚突访他时他正好外出，我们决定死等，“反正他总会回来睡觉的”。那天我们和友先谈了近两小时。述新嘱司机送我到家已是子夜时分了。
经过17年时间老人的审准，今天这部曾被翻译成日法俄英韩越等多种文字、获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的费米娜文学奖的《废都》，已经解禁。据说季羡林老人当年就说过“《废都》二十年后将大放光彩”的话，季老倘泉下有知，获悉他的预言提前实现，当为莞尔庆幸吧。
——世人多不知：朱述新本人曾为出版《废都》付出过如此极沉重的代价！
这篇纪念文字啰哩啰唆已经写得太杂太长了，且以我最近给一位文友信中一段话作结吧——
他（朱述新）是当官的料。也是当官害死了他。上头早就向他吹风要他升任什么长、什么书记，由于《废都》事件升官止了步（为此还受了党内处分、罚了款——当然是公款。若无某某某等高官保护，他可能被撤职：单单是为了出他没看过的《废都》！……说来话长，不说也罢）。
他在“官”的任上，整天极端焦虑，如临如履，不得心安。心情严重不好（他生性嫉恶如仇），加上精体力严重透支，不病才怪！由于他决不与不义者沆瀣一气，得罪了一些人，有人恨之入骨……”
我曾经偶尔后悔有官不当，现在完全不后悔了。如我当官，肯定比述新死得还早！毫无疑问。
末了，我还得说几句：
今年春节（初一），述新照例打来祝贺节日的电话，我说我明天就来看你行不？他说明天银妮家来人，不行；等春暖花开时候，我们两家一起去郊区玩儿玩儿吧。我说好好好。
哪料到，“春暖花开”两家郊游的计划，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呜呼哀哉！
述新，我的好兄弟，一路走好！
2011年8月23日晨，于北京南方庄寓所
珍贵的情意，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