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陈晓明：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9年11月09日 07:49羊城晚报http://book.ifeng.com/culture/1/200911/1109_7457_1426338.shtml编者按
针对王蒙不久前提出的“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候”观点，本版在10月24日、31日的版面陆续推出系列评论，引起读者关注。正当争论未息之时，日前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德国汉学家顾彬等人发生争议，又提出了“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说法，在此我们发表陈晓明的特约文章如下。
同时，我们也继续发表读者来稿，并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暨南大学党委书记、中文系教授蒋述卓。中国文学到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对中国文学到底应该作怎样的评价？中国文学存在什么问题？未来走向如何？也请广大读者积极参与发言。
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很不同意顾彬的评价
顾彬先生说的语录———中国文学是垃圾———尽管顾彬先生申辩说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但这样的语录要改变很困难。我们要允许汉学家的误读，同时要保持差异性。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我所欣赏的。其实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未必全是顾彬先生的误读，同时还有媒体的误导。但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要保持自己的差异这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差异性，就是无作为的差异性吗？
90年代初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一起合写了一篇文章试图提出“中华性”的问题，但很快地被国内学界打压下去了。因为人们从中看出一些民族主义的味道。杜维明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值得重视，他说西方学者都有“知识谱系”，但中国当代学者是没有“知识谱系”的。这句话是很刺激我的。我觉得我从21岁的时候开始读康德黑格尔，一直到今年我还出了一本关于德里达的书，我非常清楚我做这项研究面对的知识谱系是什么，但作为中国的学者，我又确实不知道怎么从老子、孔子再到马克思、福科和德里达来建构一个协调而清晰的知识谱系。因为知识谱系的不清晰，我们的立场和方法也并不明确。
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洪子诚研究了五十年，我研究了快三十年，但面对世界文学的框架，我们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的发言权？中国文学60年的历史，我们有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给它确立一个价值？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看待和评价它？我们在这一世界性的语境中的立场是非常混乱的。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中解释这60年。
顾彬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我是非常佩服和赞赏的，尽管对你的立场和观点我依然有批评。但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我是不太同意的，甚至很不同意。
唱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存在
如何评价1949年(或更早些1942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是如何给出文学史的和文学价值的评价，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难题。中国在那个时期那么多的文学家，甚至有些人是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文学献出了一切。而我们如果仅仅是用“政治化”来概括这个时期的文学，用“集权专制”底下的意识形态的附属品的文学来给予定位，这对那个时期的人是不公平的。我们现在重读《红旗谱》、《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等作品，我觉得那不仅仅是“政治”二字可以封存住的。我在上课时，随便在《创业史》中抽取出一个场景，一段描写，即使是现在的80后学生都十分欣赏。他们说想不到那时的文学写得那么的精彩，那时描写的人物并不亚于现在的文学水准。当然历史背景不一样的，有很多被“政治”这个概念完全遮蔽的东西，我觉得今天可以用新的理论理解和阐释它，打开另一个空间。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说这句话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是不会有人同意的。我是孤掌难鸣。在今天我会更加地孤立。其实唱衰中国当代文学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主流的媒体和中国的批评界就存在的。因为90年代退出批评现场的一批人也认为中国再也没有好的文学。媒体的兴起也围攻文学的一个场所，因为媒体是要“骂”才有人看。他们觉得骂文学最安全，骂别的很困难也不专业，所以到处是骂文学的。所以顾彬先生的言论正好中了中国媒体的计，至少和他们是“一拍即合”的话。你这么有分量的人，代表着世界文学水准的人说这样的话，所以媒体一下子就把它渲染得无边无际。于是很长时间我们都不敢说中国文学好。
对当代汉语小说的几点肯定
我今天要壮着胆子为当代汉语小说说点肯定性的话: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例如，莫言的小说，从《酒国》、《丰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
我强调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并不是要与西方二元对立，更不是要抛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另搞一套，而是在现有的，我们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如此深重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
□陈晓明
目前，绝大多数读者对陈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此言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哪个朝代是中国文学的最好时期？
丁启阵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哪个朝代是文学的最好时期呢？
据说，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先生最近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书展上作讲演时，提出一种足以令全世界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当今“中国文学处于它的最好时期”。王蒙先生这样立论，主要依据是：“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
我很难同意王蒙先生的这种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历史学家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958年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最好时期。因为，那一年全中国有不计其数的炼钢炉（小高炉），举国上下男女老少都在从事钢铁冶炼，当年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
我以为，是否文学的最好时期，不能用大跃进的指标进行衡量，“出水才看两腿泥”，得看结果。即：哪个朝代诞生的优秀作家、作品最多，哪个朝代就是文学的最好时期。能够传世的优秀作家、优秀作品多，才是硬道理。
因此，我们可以说：
春秋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诗经》传世；
战国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庄子的寓言和屈原宋玉等人的骚体诗传世；
秦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传世；
汉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大赋、古诗十九首等传世；
魏晋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三曹”、“建安七子”、陶渊明、谢灵运等不朽人物；
南北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民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传世；
隋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卢思道、隋炀帝等人都写出过不错的诗歌作品；
唐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李白杜甫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及其诗歌作品；
宋代是文学的好时代，因为有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一批诗人及其诗词作品；
元朝是文学的好时代，因为有关汉卿、王实甫等一批剧作家及其杂剧作品；
明清是文学的好时代，因为长篇小说“四大名著”和《金瓶梅》等。
显然，中国历史上，很难说哪个时期不是文学的好时期。按照清代学者焦循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理论，历来有“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也仍然难以决出冠亚军。见仁见智、各有所好的纷争，在所难免。
除了优秀作家作品多少之外，或许我们可以考虑以文学创作的自由度来帮助定夺。文学创作越是自由的朝代，就越可能是文学的好时期；最自由的朝代，就是文学最好的时期。
但是，这办法的作用也有限，充其量能够去掉清朝。因为，在大清朝之前，文学创作都是比较自由的，基本上没有哪个著名作家因为作品揭露、批判了什么（包括皇帝和他们代表的社会制度）而受到严厉处罚的——文字狱这东西还没有被发明，被纯熟运用。
凑巧的是，我们看到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之一《辛幼安词》条有一个说法：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学创作最自由的时期。罗大经的根据是，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的晚春词（即【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意充满怨恨。这样的词，若是搁在汉朝、唐朝，一定会招致种豆种桃的灾祸——汉朝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有《种豆》诗，招致身死家破之祸；唐人刘禹锡因为做桃花诗讥讽权贵一再遭贬。而辛弃疾的【摸鱼儿】，宋孝宗赵眘看后，尽管心里老大不高兴，但是，最终也没有问辛弃疾罪。
从今天的角度看，论文学创作的自由度，汉朝、唐朝和宋朝，其实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都属于文网恢恢疏而且漏一类，写诗作文，批评社会制度，讽刺达官贵人乃至皇帝，都相当自由，基本上不会有性命之虞。杨恽之死，刘禹锡之屡次遭贬，原因都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一两首诗歌上。致使苏东坡被关进天牢的“乌台诗案”，实际上也是政治矛盾的转化形式，并非文学创作太自由犯了忌讳。再说，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皇帝也并未加罪苏轼。
照我看，汉朝、唐朝、宋朝可以并列为中国文学的最好时期。如果一定要在现代史中也选出一个中国文学的最好时期，那么，与其说是当下，恐怕还不如说是几十年前，“鲁郭茅巴老曹”诞生的那个时期。
丁启阵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哪个朝代是文学的最好时期呢？
据说，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先生最近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书展上作讲演时，提出一种足以令全世界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当今“中国文学处于它的最好时期”。王蒙先生这样立论，主要依据是：“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
我很难同意王蒙先生的这种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历史学家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958年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最好时期。因为，那一年全中国有不计其数的炼钢炉（小高炉），举国上下男女老少都在从事钢铁冶炼，当年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
我以为，是否文学的最好时期，不能用大跃进的指标进行衡量，“出水才看两腿泥”，得看结果。即：哪个朝代诞生的优秀作家、作品最多，哪个朝代就是文学的最好时期。能够传世的优秀作家、优秀作品多，才是硬道理。
因此，我们可以说：
春秋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诗经》传世；
战国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庄子的寓言和屈原宋玉等人的骚体诗传世；
秦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传世；
汉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大赋、古诗十九首等传世；
魏晋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三曹”、“建安七子”、陶渊明、谢灵运等不朽人物；
南北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民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传世；
隋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卢思道、隋炀帝等人都写出过不错的诗歌作品；
唐朝是文学的好时期，因为有李白杜甫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及其诗歌作品；
宋代是文学的好时代，因为有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一批诗人及其诗词作品；
元朝是文学的好时代，因为有关汉卿、王实甫等一批剧作家及其杂剧作品；
明清是文学的好时代，因为长篇小说“四大名著”和《金瓶梅》等。
显然，中国历史上，很难说哪个时期不是文学的好时期。按照清代学者焦循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理论，历来有“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也仍然难以决出冠亚军。见仁见智、各有所好的纷争，在所难免。
除了优秀作家作品多少之外，或许我们可以考虑以文学创作的自由度来帮助定夺。文学创作越是自由的朝代，就越可能是文学的好时期；最自由的朝代，就是文学最好的时期。
但是，这办法的作用也有限，充其量能够去掉清朝。因为，在大清朝之前，文学创作都是比较自由的，基本上没有哪个著名作家因为作品揭露、批判了什么（包括皇帝和他们代表的社会制度）而受到严厉处罚的——文字狱这东西还没有被发明，被纯熟运用。
凑巧的是，我们看到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之一《辛幼安词》条有一个说法：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学创作最自由的时期。罗大经的根据是，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的晚春词（即【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意充满怨恨。这样的词，若是搁在汉朝、唐朝，一定会招致种豆种桃的灾祸——汉朝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有《种豆》诗，招致身死家破之祸；唐人刘禹锡因为做桃花诗讥讽权贵一再遭贬。而辛弃疾的【摸鱼儿】，宋孝宗赵眘看后，尽管心里老大不高兴，但是，最终也没有问辛弃疾罪。
从今天的角度看，论文学创作的自由度，汉朝、唐朝和宋朝，其实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都属于文网恢恢疏而且漏一类，写诗作文，批评社会制度，讽刺达官贵人乃至皇帝，都相当自由，基本上不会有性命之虞。杨恽之死，刘禹锡之屡次遭贬，原因都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一两首诗歌上。致使苏东坡被关进天牢的“乌台诗案”，实际上也是政治矛盾的转化形式，并非文学创作太自由犯了忌讳。再说，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皇帝也并未加罪苏轼。
照我看，汉朝、唐朝、宋朝可以并列为中国文学的最好时期。如果一定要在现代史中也选出一个中国文学的最好时期，那么，与其说是当下，恐怕还不如说是几十年前，“鲁郭茅巴老曹”诞生的那个时期。
寓言的最好时期，我认为在先秦那会儿：《庄子》、《韩非子》、《孟子》、《列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等中的寓言，都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