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悼念季羡林教授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治丧工作组：惊悉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顾问季羡林教授于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辞世，我们为中国失去了一位大智者感到无限哀痛。季羡林老生前对中外寓言文学的交流有着杰出的贡献，对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多有指导。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全体会员将以我们的研究和创作成绩缅怀季羡林老。
我们谨代表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全体会员向北京大学和季羡林教授的亲属表示慰问。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
2009年7月11日
沉痛悼念！
对于季羡林先生来说，他的人格力量与他的著作一样赢得了人们的赞许。他写的《牛棚杂忆》，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让人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正如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写的那样：“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坚持良知始终不批陈寅恪
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季羡林一直很尊重自己的老师和长辈。在“文革”中，有一天，有人跑过来告诉他，外边正在批陈寅恪，很多人都写了批判文章，你是他的学生，赶快表现一下。当时确实有许多人靠出卖老师、 批判老师来求自保，以至于师生反目、人人自危。季羡林心里感到极不是滋味，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后来有人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确实没有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他老师的文章。
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这篇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扶持晚辈乐为年轻学者写序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被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
一次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同行学生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平易近人曾替学生看守行李
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副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据了解，季先生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担任北大副校长时，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副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坚持良知始终不批陈寅恪
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季羡林一直很尊重自己的老师和长辈。在“文革”中，有一天，有人跑过来告诉他，外边正在批陈寅恪，很多人都写了批判文章，你是他的学生，赶快表现一下。当时确实有许多人靠出卖老师、 批判老师来求自保，以至于师生反目、人人自危。季羡林心里感到极不是滋味，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后来有人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确实没有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他老师的文章。
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这篇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扶持晚辈乐为年轻学者写序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被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
一次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同行学生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平易近人曾替学生看守行李
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副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据了解，季先生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担任北大副校长时，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副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对于季羡林先生来说，他的人格力量与他的著作一样赢得了人们的赞许。他写的《牛棚杂忆》，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让人感受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正如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写的那样：“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坚持良知始终不批陈寅恪
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季羡林一直很尊重自己的老师和长辈。在“文革”中，有一天，有人跑过来告诉他，外边正在批陈寅恪，很多人都写了批判文章，你是他的学生，赶快表现一下。当时确实有许多人靠出卖老师、 批判老师来求自保，以至于师生反目、人人自危。季羡林心里感到极不是滋味，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后来有人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确实没有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他老师的文章。
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这篇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扶持晚辈乐为年轻学者写序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被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
一次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同行学生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平易近人曾替学生看守行李
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副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据了解，季先生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担任北大副校长时，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副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坚持良知始终不批陈寅恪
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季羡林一直很尊重自己的老师和长辈。在“文革”中，有一天，有人跑过来告诉他，外边正在批陈寅恪，很多人都写了批判文章，你是他的学生，赶快表现一下。当时确实有许多人靠出卖老师、 批判老师来求自保，以至于师生反目、人人自危。季羡林心里感到极不是滋味，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后来有人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确实没有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他老师的文章。
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这篇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扶持晚辈乐为年轻学者写序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被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
一次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同行学生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平易近人曾替学生看守行李
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副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据了解，季先生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担任北大副校长时，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副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本帖最后由 二秋树 于 2009-7-13 12:31 编辑
季羡林精通12国语言，曾任多项学术职务 ，堪称一代国学大师。不过，对于加在自己头上的“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季羡林却主动请辞。
季羡林先生曾在《病榻杂记》中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辞“大师”
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辞“泰斗”
我这般人天下皆是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辞“国宝”
我可不是大熊猫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链接：《病榻杂记》收录了季羡林先生自２００１年以来、特别是自２００３年住院后撰写的９０多篇文章。
季羡林精通12国语言，曾任多项学术职务 ，堪称一代国学大师。不过，对于加在自己头上的“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季羡林却主动请辞。
季羡林先生曾在《病榻杂记》中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辞“大师”
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辞“泰斗”
我这般人天下皆是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辞“国宝”
我可不是大熊猫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链接：《病榻杂记》收录了季羡林先生自２００１年以来、特别是自２００３年住院后撰写的９０多篇文章。
我们无力挽留一代大师；我们不能忘记这位大师；我们更应该学习缅怀这位大师！
本帖最后由 二秋树 于 2009-7-13 12:37 编辑
德国留学期间的季羡林。
季羡林对自身婚姻的态度是一半批判、一半赞赏的。季羡林最终没有选择离婚,就说明他与彭德华并不是貌合神离,而是真正地相爱了,不然他是不会维持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的,爱情在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的。
她从没给丈夫写过一封信
1929年,季羡林18岁了,该成家立室了。
季羡林是季家的独苗,当初他离开母亲来到叔父家,就是为了给季家光宗耀祖的。所谓光宗耀祖,除了要学有所成之外,还要肩负传宗接代的任务。这时的季羡林学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叔父看来,也是时候结婚成家了。在这方面,季羡林自己一点发言权也没有。父叔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结婚了。
季羡林的妻子名叫彭德华,是季羡林叔父家的一个邻居,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贤良淑德,任劳任怨。她只念过小学,大概能认千八百字,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小说。后来季羡林离家求学,她也没有给丈夫写过一封信,因为她根本就拿不起笔来。
一开始,季羡林对彭德华并没有多少感情,虽然婚后他们还生育了一子一女。但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有其合理的一面——季羡林一心向学,他的背后实实在在地需要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来支持他。季羡林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他的夫人功不可没。而季羡林夫妇之间与当时别的夫妇相比,确也算得上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要知道后来季羡林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完全可以和当时的很多文人一样与原配离婚,另娶新欢。
65年相濡以沫情深如海
可是，季羡林的内心真的永远都那么平静吗?在他任人摆布进入旧式婚姻时,他难道就那么心甘情愿吗?也许在他的散文《论爱情》中可以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如果一个人不想终生独身的话,他必须谈恋爱以至结婚,这才是“人间正道”。我觉得,两个人必须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这过程不必太长,短则半年,多则一年。余出来的时间应当用在刀刃上,搞点事业,为了个人,为了家庭,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在旧社会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办法,青年男女不必伤任何脑筋,就入了洞房。到了现代,实行自由恋爱了,有的时候竟成了结婚是爱情的结束。西方和当前的中国,离婚率颇为可观,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据说有的天主教国家教会禁止离婚。但是,不离婚并不等于爱情能继续,只不过是外表上合而不离,实际上则各寻所欢而已。”
可见,季羡林对自身婚姻的态度是一半批判、一半赞赏的。他承认,为了“人间正道”,自己必须结婚 ,但对于自己与妻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则大为不满,认为至少应该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季羡林最终没有选择离婚,就说明他与彭德华并不是貌合神离,而是真正地相爱了,不然他是不会维持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的,爱情在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的。
彭德华去世后,季羡林在散文《我的妻子》中说:“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如果他们之间没有深厚的感情,以季羡林的为人,是绝对说不出这样朴素深情的话的。自1929年两人结婚,到1994年彭德华去世,他们的婚姻走过了65年。65年的风风雨雨,65年的相濡以沫,爱情早已转化成了亲情,两人之间情深似海,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异国恋情止于大洋彼岸
要说季羡林真的从来不曾有过别样的想法,未免言过其实。季羡林留德十年期间,他与同住一条街上的一家姓迈耶的德国人非常友好,时常走动。时值季羡林做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誊清。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恰逢迈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会打字,又有自己的打字机,她愿意帮助季羡林把他的稿子打出来。在频繁的接触中,两人日久生情,一对异国青年就这样坠入了爱河。可是他毕竟是有妻子、儿女的人，最后,他终于决定放弃爱情。不过,后来这段苦涩的爱情一直折磨着他。
1983年,季羡林重返哥廷根,还曾打听过伊姆加德,可是伊人早已杳如黄鹤。季羡林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当时他还伤感地想: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了。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近年来,有好事者专程到哥廷根寻访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铄,风韵犹存。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她给季羡林寄去了她80岁时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桌子上摆放的仍是当年她为季羡林打字时用的老式打字机……
德国留学期间的季羡林。
季羡林对自身婚姻的态度是一半批判、一半赞赏的。季羡林最终没有选择离婚,就说明他与彭德华并不是貌合神离,而是真正地相爱了,不然他是不会维持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的,爱情在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的。
她从没给丈夫写过一封信
1929年,季羡林18岁了,该成家立室了。
季羡林是季家的独苗,当初他离开母亲来到叔父家,就是为了给季家光宗耀祖的。所谓光宗耀祖,除了要学有所成之外,还要肩负传宗接代的任务。这时的季羡林学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叔父看来,也是时候结婚成家了。在这方面,季羡林自己一点发言权也没有。父叔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结婚了。
季羡林的妻子名叫彭德华,是季羡林叔父家的一个邻居,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贤良淑德,任劳任怨。她只念过小学,大概能认千八百字,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小说。后来季羡林离家求学,她也没有给丈夫写过一封信,因为她根本就拿不起笔来。
一开始,季羡林对彭德华并没有多少感情,虽然婚后他们还生育了一子一女。但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有其合理的一面——季羡林一心向学,他的背后实实在在地需要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来支持他。季羡林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他的夫人功不可没。而季羡林夫妇之间与当时别的夫妇相比,确也算得上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要知道后来季羡林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完全可以和当时的很多文人一样与原配离婚,另娶新欢。
65年相濡以沫情深如海
可是，季羡林的内心真的永远都那么平静吗?在他任人摆布进入旧式婚姻时,他难道就那么心甘情愿吗?也许在他的散文《论爱情》中可以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如果一个人不想终生独身的话,他必须谈恋爱以至结婚,这才是“人间正道”。我觉得,两个人必须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这过程不必太长,短则半年,多则一年。余出来的时间应当用在刀刃上,搞点事业,为了个人,为了家庭,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在旧社会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办法,青年男女不必伤任何脑筋,就入了洞房。到了现代,实行自由恋爱了,有的时候竟成了结婚是爱情的结束。西方和当前的中国,离婚率颇为可观,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据说有的天主教国家教会禁止离婚。但是,不离婚并不等于爱情能继续,只不过是外表上合而不离,实际上则各寻所欢而已。”
可见,季羡林对自身婚姻的态度是一半批判、一半赞赏的。他承认,为了“人间正道”,自己必须结婚 ,但对于自己与妻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则大为不满,认为至少应该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季羡林最终没有选择离婚,就说明他与彭德华并不是貌合神离,而是真正地相爱了,不然他是不会维持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的,爱情在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的。
彭德华去世后,季羡林在散文《我的妻子》中说:“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如果他们之间没有深厚的感情,以季羡林的为人,是绝对说不出这样朴素深情的话的。自1929年两人结婚,到1994年彭德华去世,他们的婚姻走过了65年。65年的风风雨雨,65年的相濡以沫,爱情早已转化成了亲情,两人之间情深似海,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异国恋情止于大洋彼岸
要说季羡林真的从来不曾有过别样的想法,未免言过其实。季羡林留德十年期间,他与同住一条街上的一家姓迈耶的德国人非常友好,时常走动。时值季羡林做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誊清。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恰逢迈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会打字,又有自己的打字机,她愿意帮助季羡林把他的稿子打出来。在频繁的接触中,两人日久生情,一对异国青年就这样坠入了爱河。可是他毕竟是有妻子、儿女的人，最后,他终于决定放弃爱情。不过,后来这段苦涩的爱情一直折磨着他。
1983年,季羡林重返哥廷根,还曾打听过伊姆加德,可是伊人早已杳如黄鹤。季羡林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当时他还伤感地想: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了。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近年来,有好事者专程到哥廷根寻访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铄,风韵犹存。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她给季羡林寄去了她80岁时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桌子上摆放的仍是当年她为季羡林打字时用的老式打字机……
沉痛悼念
沉痛掉念！
沉痛掉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