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关东乡村画卷 之一
诗性的关东乡村画卷----漫谈崔慕良的《莲花泡》
老许
一
中国的文坛，每年有近千部长篇小说问世。表面看，这可以算是一种繁荣。应该说，这其中遮掩着小说家们的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遮掩着小说家们的生活积累的薄弱和自我感觉的良好。
长篇小说产量惊人，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其中能够叫得响的经典之作，每年能有多少？我们看到的长篇小说，大都是缺少思想、泛滥情恋、精神冷漠、“缺钙贫血”的。
我无意否定长篇小说的丰收。我只是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多了几分忧虑。我不知道，有没有作家为自己出版的长篇小说实行“计划生育”。不要把“早产儿”或“残疾儿”拿给我们的读者看。
二
读崔慕良的长篇小说《莲花泡》，精神为之一振。媚俗的泛滥突出了严肃。题材是少有人写的。从关东的满族先民在莲花泡边跑马占地写起，那、富两家各建窝棚，传诏流民落脚垦荒立屯，已有200多年。依略古详今原则，展现关东农村的百年沧桑，描绘了莲花泡边四代人各领风骚的关东乡村画卷。
崔慕良先生有丰富的文学积累。错划成“右派”后，生活在关东农村的农民中间的20年的苦难经历，让他的生活积累更加深厚。20年的坚苦磨难，形成了坚实的生活底蕴和素养，学会了认真的独立思考。
他累积多了，因积而累，却未因累而懒。他蓄势待发。退休后，他拿起经过磨练的笔，用一颗平常的心，从世俗的冷落中，从容而惨淡地经营出一部《莲花泡》。在关东农村卧薪20年，是他并非情愿的体验。我国特有的“右派紧箍帽”，戴在头上并没有使他停止思考，他没有放弃当小说家的梦想。他成功了。
三
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崔慕良被惩罚式地放在农村接受改造,生活在关东松辽平原的农民中间,是否脱胎换骨?摘掉“紧箍帽”的他,拿起笔,写小说,写杂感,还写寓言.复出后即演练,直熬到1995年退休,他终于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获得精力的解放,不再为每日的报纸编务而繁忙.
《莲花泡》以全景式的叙述故事，以人物贯穿其中，写出了封闭的关东乡村黑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在小说的空间里，发展的故事演绎了人们的美与丑，幸福和悲哀，演绎了关东大地的乡土风情。
人物之间的对话，即有和谐又有冲突。这是符合我们欣赏习惯的一种结构。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具有传奇性的秘闻和情节，令读者深信不疑人物的存在，需要通过社会价值实现，通过人们的理解才能获得。
四
崔慕良没有被自身的经历束缚.他摆脱了讨嫌的靠经历写作的途径,不是单纯的复制生活,而是描写无限的世界与之对话,有对人性的探索,有可以拓展的空间.他从生活中提炼、创造了在生活之上的另外一种生活的现实。他不是临摹生活，而是用心灵体验了现实的令人关怀的持久性的主题，写出被压抑的心灵的解放、人的命运的解放、人的感情的解放。这是真实的艺术写照。
长篇小说是虚构的真实，是历史的真实，是栩栩如生的真实。作家内心的真实，才是唯一可靠的。《莲花泡》的真实让读者感到亲切可信。主要人物的形象，人物的乡土语言，情节的起伏跌宕，故事发展的出人意外，都是高于生活的想象之树开放的艺术之花，富有新奇的诗意。
崔慕良没有沉溺于编织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曲折故事，也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却特别注意前后照应，凡事都有交待。写出了对人生的心灵感受。
长篇小说离不开故事，又不能只写故事。必须把故事中的人、人的命运写活，创造出生活的形象来。大故事以主人公贯穿，又要有无数个小故事，互相关联。故事有平缓的，也有激烈的，互相推动着发展。人物冲突的生活中，在故事中，经描写而站立。这正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五
崔慕良因祸得福，是关东乡村生活滋润了他，他与生活是贴近的。他笔下的正反鲜活人物，要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他要表现的是另一种状态下的人们的生活。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在读后好长时间，仍能让人记起其中的一个或几个人物，一个或几个细节，应该赋予人物表达的人生空间中的状态和生活态度。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主要看藏在文字背后，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作者的心灵感悟和文学造诣。这需要小说家具有操作长篇小说的熟练技术。
崔慕良关注的是关东乡村人的喜怒哀乐，关注他们的命运，这才有创作《莲花泡》的挥洒自如，才有对民族命运的焦虑，才有对民族灵魂痛苦的关注。因此，崔慕良自由不受拘束的写出自我的感情需要，写出有生气的关东乡村画卷，涵盖或承载着永恒性的价值，拒绝或超越媚俗。
这是文学的承担，这是作家的操守。
本帖最后由 老许 于 2008-9-21 15:5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