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和民主
阶级出身和劳动改造（一）知识分子的“原罪”
在近近现代我国历史上，无论你干什么职业，在什么单位，必须填写履历表，履履表必然有一栏“出身成分”：贫农、富农、地主、工人、资本家等。这一栏，是为了分清敌我；谁出了什么问题，便于查找阶级原因。
这个制度一直实行了五六十年。如果在上个世纪土地改革前，你爷爷是地主，爷爷死了，孙子没有见过爷爷的面，也没有吃过剥削饭，参加工作也三四十年了，填写出身成分时，还是“地主”。阶级出身不好，工作、提干，上学、当兵都有问题。
奇怪的逻辑是：如果你没有上过学，自小当了工人，你就是“工”；如果就在农村劳动，你就是“农”，（当了兵是穿上军装的工农）加上“兵”——“工、农、兵”，你就是“领导阶级”。如果你上了大学，或者大学毕业后，学业上有了成就，特别是大成就，你就升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权威”，就需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需要带动改造了。
好像没有知识。是“天生”的革命，有了知识就有了“原罪”。这个荒唐的逻辑，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出身好的“红后代”提出一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话传到伟大领袖那里，可能他也感到这样打击面太大。于是指出：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说明他们还是有问题，不过是可以“教育好”而已。这才避免了红卫兵之间的大武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九种人：地、富、反、坏=右、叛、特、走，外加一个臭老九，“臭老九”即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专家。给“知识越多越反动”，其反面是“知识越少越革命”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改革改革开放后，出身成份才慢慢淡出了每个人的履历表。可是又过了这么几十年，谁也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清楚。
（二）劳动改造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大伙房水库党委任职体验生活。当时还没有机械化，修大坝全靠肩扛人抬。主要劳动力是近一万祀人的辽宁劳改支队。有一次我出于好奇，让劳改队领导给我做一个统计：看看这些犯人原来都是干什么的。他们选择了一个约有500百人大大队。统计结果是：三个国民党军队的会计，五个国民党三青团“区队副”（1951年肃反时，三青团于上的国民党官员定为历史反革命），四个京剧演员（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定为坏分子进了劳改队）。这些人当时算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的“高学历”，则一个也没有。
劳改队每天分三班打着红旗，敲锣打打鼓地在军警押解下到工地劳动。他们为了表现好，争取减刑，干劲特别大，辩效率极高。有一次我做试验，挑两个半筐土，我还担不动，有几个服刑的积极分子，竟然可以挑八筐。看看他们的肌肉，个个和练健美的运动员差不多。
有一次劳改队队打电话给我，说有十个犯人因劳动表现好，思想进步，减刑了，为了教育其他犯人，开大会提前释放，问我有没有兴趣看看。我立即去了。广场上坐了几千犯人，为了让这些典型现身说法，劳改队领导首先宣布党的劳改政策，然后让十个减刑提前释放的犯人在和上发言表态。他们讲话的内容都是一个模式：首先感谢党和政府的劳改政策，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接着讲他们回到社会上，今后一定按“新人”标准，好好干，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台下不断有犯人喊口号，向他们学习，也要争取立功，提前回归社会。这十个人中有两个人，一个复姓“东方”，一个姓“佟”。因为姓特殊，所以多年不忘。
到了1958年，我们修建清河水库，这支劳改队也跟着转移到了开原县。有一次我到大坝工地去，忽然发现在犯人中有一个人很像三年前提前释放的“东方”，走近细瞅，果然是他。我找到带领他们劳动的队长，问他说：“你是不是三年前提前释放的那个东方？”他说：“是。”。“你怎么又进来了？”他有点不好意思：“我又犯了……”
我没有必要再问。从此我就只相信劳动可以强身，不相信劳动能够改造思想。
可是简称“劳改”的观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被送进劳改队的，或进“五七干校”的，名曰“走五七道路”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被打倒的“走资派”，各界知识分子精英，达2000千多万人。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马克思的消灭“三大差别”，是体力劳动向有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过渡。劳改这一“理论”，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吗？
在认为体力劳动可以改造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从前苏联引进了“劳动教养”制度，简称“劳教”。如果谁犯了什么事，不够判刑，就送到“劳教队”，实际上是判了徒刑。尽管各界不断呼吁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直到现在还没有取消。
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抱着文革思维不放，特别值得警惕。
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抱着文革思维不放，特别值得警惕。
余途 发表于 2013-1-6 23:02 ↶
:victory: :)
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抱着文革思维不放，特别值得警惕。
余途 发表于 2013-1-6 23:02
说得好！这话我赞成！
余途 发表于 2013-1-6 23:02
说得好！这话我赞成！
:victory:
:victory:记忆犹新！